西北局七项措施推进“民航服务助力行业恢复年”主题活动开展

我们看到孔子的诠释的原理和方法能够普遍应用，并有一个基本存在的出发点，并展现一种发展，综合和融会了不同的经验，关照到整体的人性，并具有一种理想性的特色。

荆未有君、大夫也，而称人于是，始改进之也。【11】吕祖谦也提到：易喜者，必易厌。

据《经典释文序录》引东汉应劭所著《风俗通》，谷梁子是子夏门人(吴承仕：《经典释文序録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第102页)。而微言恰好相反，要人反复琢磨，才能有所体会，即便付出诸多心血，依然可能犯错。【12】三、义例否定说的检讨由微言求大义，关键在同类事件微妙的文字变化，这就牵涉到所谓例。对孔子来说，大义是人人应当明白的道理。(《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见之于行事，并非仅仅记载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对事实的评判。

总之，文献学、历史学领域的现代学者基本不承认《公羊》《谷梁》对《春秋》的解释主要来源于孔子。【17】有学者对此提出两点质疑。如前面所印证的那样，可以两相对照之处也很多：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对应吾不敢为主而为客。

事物必然是运动的、发展的，尤其在战场上，更是大大加快了运动的速度和变化的方式，需要更为高明的智慧加以应对，那就是能够提前预测事物运动发展的方向，通过无形去把握有形，通过细微去把握宏观。[8]黄朴民，2003年：《从以礼为固到兵以诈立——对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的考察》，载《学术月刊》第12期。[9]蓝永蔚，1987年：《〈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载《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为谨慎起见，我们使用《孙子》类型兵学思想之概念，即《老子》作者也有可能受到的是《孙子》文本产生之前兵学思想的影响，但这种思想和《孙子》属于同一类型。

例如兵力规模问题，蓝永蔚曾依据《左传》指出：《孙子兵法》中所展示的作战部队的规模是与春秋末期的战争实况相一致的。（参见曹志成，第378页）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之间确实存在紧密的联系，《老子》所引兵家之言如同一枚钥匙，我们可以由此回归老子的历史语境，对孙老关系重新作出解读。

《老子》第四十一章进道若退，可以视为不敢进寸而退尺的另一种说法。夫客犯隘逾险而至，夫犯隘【逾险而】至，则众可使【寡】，饱者可使饥，佚者可使劳，三军之士可使毕失其志，则胜可得而据也。《礼记·月令》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郑玄注曰：为客不利，主人则可，孔颖达疏：起兵伐人者谓之客，敌来御捍者谓之主。有学者指出：孙老精神的相通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在社会时代背景、历史现实经验、人类思维方式演变等各种复杂因素合力作用的推动下逐渐形成的。

（魏源，第226页）章太炎也曾评价《老子》说：约《金版》《六弢》之旨。夫客犯隘逾险而至……则众可使寡，饱者可使饥，佚者可使劳，三军之士可使毕失其志，为主者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战术上都可以处于绝对的优越地位。河上公注曰：客者，和而不倡。古代战争，特别重视阵型，但如果彻底打破阵型，使敌方找不到对阵之法，反而可以出奇制胜。

春秋晚期是战争观念发生巨变的时期，在晋楚两个大国的实际控制下，战争的中心由中原转移到了吴越地区。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吴越之地多山地丘陵、河流纵横，适用于中原地区的车战难以在吴越地区难以展开，而更具灵活性、机动性的步军和水军为主的野战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老子》的文本也并非一成不变，即便现在已经出现郭店楚简中的这一战国中期的《老子》文本，那也只是一个尚未完全定型的本子。

[14]齐思和，1939年：《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26期。（参见汤浅邦弘，第17页）但是在没有确定历史证据的情况下，这种背离了历史语境的阐释恐怕难以让人信服。韩非是这样理解的，即万物是有法的，而得道的圣人是无法的。而老子的伟大之处，在于哲学概念的提炼与生成，例如道德无为自然等观念，无形的观念，显然在老子这里也得到了哲学提升。所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帛书本和汉简本作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无敌矣，更合乎情理，即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为因，乃无敌为果。‘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吾于斯见兵之形。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第155页)奇的频繁使用与野战的出现有很大的关系，《管子·小问》篇记载公曰：‘野战必胜，若何？管仲对曰：‘以奇。（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第279页）太公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

[31]章炳麟，2000年：《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既往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注意到《老子》阐释中兵家主客关系问题与前后文之间形成的矛盾，并试图为之弥合，如日本学者汤浅邦弘提出老子之主客观与兵家正好相反的观点。

（参见何炳棣，第234页）《孙子》特别重视善出奇，而且从奇正的角度，对此两者关系有非常详细的阐述和定义：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其二，《韩非子·解老》篇对不敢为天下先有过诠释，即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故曰‘不敢为天下先。

《孙子·虚实》云：形兵之极，至于无形。也否定了《孙子》庙算和因粮于敌的观点。李筌以当敌为正，傍出为奇。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

（《六韬·文韬·兵道》）《老子》引用这段话的目的，在于通过改变我方的形势，主动打破矛盾运动的原有态势，促使对方的形势向着我方预期的方向发展。（章炳麟，第64页）把老子思想仅仅归纳为兵家之言，显然是偏颇的。

老子辩证思维恰恰在术的方面有最大程度的体现。微明柔弱胜刚强可视为对通过无形把握有形之用兵艺术的哲学提炼和升华。

[19]王夫之，1964年：《宋论》，中华书局。[5]曹志成，2004年：《从以兵解道到以道解兵——解释〈老子〉是否兵书的思路问题》，载李德建主编《老子研究——2003年福州·长乐〈老子〉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当代学者对此辨析更为详尽，如郑良树、蓝永蔚、何炳棣等都从历史或文本的角度，对孙子其人及《孙子》其书的时代特征做过诸多考证。《老子》并非一味强调不争，《老子》中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以奇用兵将欲……必固……的说法以及对于水之作用的认识可能来自春秋兵家的战略进攻思想。又自处于至虚之地，尤与道家之旨合矣。由于当时人口相对稀少，粮食产量低下，军队的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因此《孙子》极力追求速战，兵之情主速，乘人所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九地》），试图通过快速出击而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参见陈曦，第49页）攻这一字，体现出水以无形的攻势战胜坚强，正是《孙子》形人而我无形思想的体现。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26]杨丙安校理，1999年：《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老子的无形观念，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

严灵峰依《史记》考辨，既然孔子生卒年是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阖庐于公元前515年即位，那么阖庐即位时孔子已时年三十六岁，孙武见阖庐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515年至前496年之间，孙武大概与孔子的年龄不相上下。（李泽厚，第89页）这就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原理，也成为一种实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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